四卷本专题文集《乔木文丛》的出版，在我国思想文化战线是一件大事，对我国思想理论和文化宣传领域具有重大和深远的影响。胡乔木同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上的重要领导人。他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中都有高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他除了对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富有研究、起草过许多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写过许多重要文章以外，对中共党史、新闻出版、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领域都具有开创性的建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乔木文丛》，集中反映了他在这些领域的成就，是对九十年代前期胡乔木同志生前编定的三卷本《胡乔木文集》的重要补充。至此，胡乔木同志毕生对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对上述学术领域，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章、讲话、谈话，基本上已经结集收存，长留于世。这是胡乔木同志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思想理论战线上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对做好中共党史、新闻出版、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实际工作，具有长远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战线上的重要领导人，胡乔木同志是党性坚强、立场坚定的忠诚战士。在国际政治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他撰写了不少著名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面对“文革”结束后“左”的错误影响，他先后发表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等著名文章，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制造了舆论。他负责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工作，先后在党中央的会议上和起草小组内发表了三十多次谈话。他反复修改决议文稿，亲自撰写“文化大革命”等重要段落，全面贯彻执行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要求，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统一全党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时，他毫不犹豫地拿起批判的武器，发表了《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和《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等讲话，明确指出：“正确的批评当然首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任何领域的批评的共同基础。”“至于宣传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作品，当然要进行批评，不管什么人反对，也要进行批评。”胡乔木同志这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作法，是值得思想理论战线的领导干部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学习和发扬的。
在《乔木文丛》中，我们读到胡乔木同志对中共党史、新闻出版、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工作许多精粹的见解。这些见解是在长期实践中深入研究这些领域而得到的规律性的认识，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胡乔木是中共党史研究和编纂的开拓者。从1951年写成中共党史的奠基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到1991年发表总结七十年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在党史领域辛苦耕耘了四十年。他提出，党史研究工作既要有坚定的党性，要站在党的立场上叙述党的历史，又要有严格的科学性。他认为党史工作的战斗性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我们依靠的是科学、是真理；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党的各种根本问题。这些意见，对党史研究以至所有的历史科学研究，都是有指导意义的。
胡乔木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他指导过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的工作，写过许多社论、评论和其他新闻稿。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以中宣部和新华社的名义就解决新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发出过一系列重要的指示。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领导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工作，强调要坚持正确的办报方向，指出报纸是党的工具，是帮助党推动工作前进的。报纸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改进报纸的工作一要联系实际，二要联系群众，三要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指导了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的工作，指出人民日报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反映国内国际生活里的重要的新的事物；要开展自由讨论，加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的功能；主张报纸的副刊要办成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重要园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积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不断推进新闻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又切实扭转思想战线上涣散软弱的状态。1982年春，针对社会上出现的片面宣扬党报的“人民性”、试图否定党对新闻工作领导的错误倾向，胡乔木同志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批评。
胡乔木同志一直关注和指导出版工作。他是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建国初期，他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主持组建了出版事业的编辑、印刷、发行机构，倡导和推动出版事业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乔木同志直接指导了新中国出版史上的重大工程。他既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主任，又是《当代中国丛书》的首倡者。1983年6月，他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确定了新时期出版工作的性质、任务和指导方针。1985年以后，胡乔木同志十分关注《著作权法》、《出版法》的制定，从起草到修改都发表了指导性的意见，为我国出版工作法制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多次向中央建议要建立健全出版行政管理机构，中央规定各省市区建立新闻出版局，就是采纳了胡乔木同志的意见。对如何处理好长期困扰出版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问题，胡乔木同志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不少建议。这些建议也被中央采纳。
胡乔木同志又是中国文字改革和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推进者。
他一直为完成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项文字改革的任务而不遗余力地奋斗。1982年，他在对汉字字形结构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简化汉字的十五条原则，为实现汉字信息化提供了基本思路。他多次指出汉字是消灭不了的，在很长的时期内汉字还要用，拼音化的过程会是很长的。他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内，仍然要坚持稳步进行文字改革的方针，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推广和普及普通话、研究整理现行汉字、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并使之完善化和规范化。这就把新时期文字改革工作放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基础上。
胡乔木同志始终关注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和发展。他积极主张、大力宣传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来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旧口号。他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用“两为”的新口号来代替“为政治服务”的旧口号，很有必要。“两为”的口号比“为政治服务”的提法，在表达我们的文艺服务目的方面更加直接，给我们的文艺开辟的服务途径更加宽广。胡乔木同志指出，文学艺术反映我们社会生活的社会主义内容，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我们要提倡文艺作品表现某些强烈的政治主题，但是，这远不能代表文学艺术的全体；某些没有倾向性或者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的文艺作品也应该存在和发展。这就大大拓展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
赞扬优秀作家作品，批评错误创作倾向，是胡乔木同志指导文艺工作的主要方式。对片面宣扬现代派的思潮，他从中外文学史的大量事实出发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批评。一方面，他肯定艺术的创新是永远需要的，但同时又指出艺术不能离开生活，创新离不开艺术最根本的原则。对我国文学艺术家的优秀创作，他总是满腔热情地发表谈话、写文章，予以肯定和赞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同胡乔木同志的关心和指导是密切相关的，他的文艺理论批评遗产，至今对我们仍然具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胡乔木同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创始人和第一任院长，被公认是我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大师。他从小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薰陶，在高中读书时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影响。在清华、浙大学习期间，他广泛地阅读了欧美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又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1932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与大多数学术大家的道路不同，他作为革命者投身于党的事业，不是在书斋里而是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成为一个大学问家的。他具有别人所没有的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1941年初他就到了毛泽东同志身边，担任政治秘书。在毛泽东的言传身教下，他的思想理论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才华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展现。胡乔木同志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还在于他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术修养，善于思考、勇于实践的素质，勤奋刻苦、不倦求索的精神。他对自己学术上取得的成绩从不满足，总是虚心听取和吸纳各种意见，不断弥补自己的不足，修正自己的错误，使自己的认识日臻完善。通向学术大师之路各不相同，后人无法重复，但他们的共同特点和经验，特别是自强不息、追求真理的精神，却是后人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希望后来的学者能够从胡乔木同志的革命道路和学术道路中得到启示，希望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有更多优秀的学者、更多学术大家成长起来，涌现出来。
（本文是1999年12月8日李铁映同志在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的《乔木文丛》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胡乔木同志诞辰八十八周年之际发表此文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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